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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铜器的产生很早，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遗址出土的一件距今5000年的单范铸造的铜刀，是迄今发现最早的青铜器物。几千年来，中国的匠师们积累了精湛的青铜器制造技艺，中国青铜器的工艺、形制、纹饰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新石器时代晚期，一些考古文化已经进入铜石并用的时代，为青铜器的发展提供了种种前提条件。除了冶铸技术的准备外，青铜器的艺术因素也可以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器、陶器、玉器等工艺里找到前身。例如青铜器中工具和兵器的形制大都源于石器，而青铜器中容器的造型则多来自陶器，青铜鼎、鬲、爵等均有其陶器原型。青铜器纹饰也是如此。例如，最著名的青铜器纹饰饕餮纹可以从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的玉器中找到渊源。介于龙山文化和商文化的二里头文化，已经属于青铜器时代。二里头的青铜器类型除了工具、兵器、饰物之外，还出现了合范制作的容器以及引人注目的绿松石镶嵌技艺。

天然的铜是红色的，故名红铜。青铜是红铜与锡、铅等化学元素的合金，颜色灰青，因而得名青铜。《荀子·疆国篇》中“刑范正，金锡美，工冶巧，火齐得”记载的正是青铜器的制造工艺。制作青铜器有炼矿、制范、熔铸、修整等工艺过程。青铜器的制作由冷煅发展为莲鹤方壶熔铸，由单范制作简单的工具发展到合范制作容器，在工艺上是很大的飞跃。制范有陶范法和失蜡法之分：陶范法根据器形要求用泥塑出内外模子，外范和内范之间的距离就是器壁的厚度；失蜡法是用蜡制作器物模型，反复淋细泥至一定的厚度，待泥干后加热使蜡熔化流出再浇注铜液。失蜡法创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可以浇铸复杂多样的青铜器，一直沿用至今。

《考工记》中提出的“金有六齐”就是青铜器的六种原料配比标准，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铸造青铜器所用合金成分比例的明确记载。青铜器具有熔点低、硬度高等优点，不同用途的器物，所用的“齐”（通“剂”，即配比）是不同的。例如“六分其金而锡居其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其一，谓之斧斤之齐”，这商代司母戊大方鼎样就使钟鼎具有辉煌的色泽，而斧斤具有了坚韧的特性。

商代后期是中国青铜器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生产中心在河南安阳的殷墟。商代前期青铜器的装饰比较简单，多为单层组织，后期装饰精细复杂，出现了多层花纹，具有繁缛、富丽、神秘的风格。商代青铜器纹饰多流行想象的神话性动物纹，具有神秘、庄严的气氛。这与商人尚鬼的宗教意识以及商代青铜器主要作为祭祀用有关。主要纹样是饕餮纹，其特征是一个正面的兽头，以竖直的鼻梁作为中线，形成对称的构图，多装饰在器物的主要部位。

商代多铸作大型器物，著名的司母戊大方鼎就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作品。司母戊大方鼎高133厘米，长110厘米，宽78厘米，重量达875公斤，是迄今为止最大的青铜器。鼎身两侧以兽面纹和夔纹装饰边缘，中间朴素无纹，产生对比的艺术效果。整个鼎形制浑厚雄伟，庄重瑰丽，人站在它面前，会感受到一种力量，受到某种震撼，它的形象往往作为中国古代文明的象征而出现。由于鼎体大厚重，必须采用鼎足朝上的浇铸方法，中空的鼎耳是接铸的。浇铸这个大鼎至少需要一二百工匠密切配合，同时操作，再加上运输、烧炭等，需要组织人员二三百人。由此可见当时青铜工艺的规模之大、水平之高。

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的应用失去了祭祀和礼器的特性，而向生活日用器具发展，重视钟鸣鼎食的组合，以实用为主的小型器物越来越受到欢迎。原有的器形也进一步加强了实用功能，例如春秋晚期的鼎，盖上的三个环耳使盖翻过来时仍可当作盘使用。其装饰题材的神秘气氛逐步淡化，传统的动物图案逐渐抽象化，演变为几何纹样，并新增了宴乐、射猎、战争等反映社会生活的现实题材。河南新郑出土的春秋中期的莲鹤方壶，以龙为耳，以兽为足，盖上有两层向外张开的莲瓣，莲瓣中有一立鹤展翅欲飞，开创了清新瑰丽的时代新风格。战国时期中山国（今河北省中南部）出土的十五连盏铜灯，以树干为灯杆，设置十五个灯盏，一群形态各异的猴子穿插于树干间，甚是生动可爱。

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的制作达到了历史的最高水平，不仅创造出分铸和失蜡法，而且采用了焊接、镶嵌等新技术、新工艺，使青铜器更加丰富多彩。尤其是战国后期锐利铁器的使用使青铜器的装饰从印纹发展为划纹，线条细如发丝。利用金银错（或称“错金银”）工艺，可在阴纹上镶嵌红铜、金银丝或金银片，组成各种纤细华美的图案。1965年在成都百花潭出土的战国时期的宴乐渔猎攻战壶，是金银错工艺的代表作品。此壶以带状分割的方法表现采桑、射击、狩猎、宴饮、奏乐、歌舞、攻防战等不同场景，以三角形的连续卷云纹分割每层图案，使整个构图既变化又统一。战国以后，由于冶铁技术的发展、陶瓷工艺的提高、漆器的开始兴起，青铜器逐渐退出中国传统工艺的主流舞台。

虽然青铜器的制作逐渐衰落，但是铜镜作为一个独特的青铜工艺品种，继续发展了数百年。铜镜用于梳妆照面，之后又被借以照妖辟邪，其工艺发展经历了几次较为兴盛的时期。例如战国镜、汉镜、唐镜和宋镜，样式丰富，制作精巧，具有很高的装饰性。唐代还形成了以铜镜作为献礼和馈赠的社会风尚。据《唐书·礼乐志》记载，盛唐时期定八月初五玄宗的生日为“千秋节”，群臣献甘露寿酒，并以铜镜作为祝寿或互赠的礼物。这种社会风尚促进了铜镜的发展，唐镜形成了装饰精美、丰富多彩的独特风格，其装饰纹样包含了四神纹、十二生肖纹、瑞兽纹、花鸟纹、人物纹、八卦纹等多种，生动活泼，富有变化。

以1969年甘肃武威出土的铜马群中的马踏飞燕为代表，汉代产生了一批优秀的青铜雕塑品。马踏飞燕表现了一匹骏马抬头扬尾，三足腾空，以全身之力用右后腿踏着飞燕飞奔的情形，具有非凡的想象力。汉代铜灯式样甚多，制作精美，而且合乎科学原理。最著名的是河北满城出土的长信宫灯，优美的跪坐仕女，左手托灯，右手提灯罩，以手袖为虹管，将油烟吸入体内，圆形的灯体有两块瓦状的灯罩，可以随意调节灯光的方向。其设计之巧妙，工艺之精巧，体现了实用与美观的高度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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